第两百九十七章 五等?(2 / 2)

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