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肖屿的生活被切成两块。

白天，他在比尔区的大街小巷里穿行，查找柏林的踪迹，更准确地说，是查找一个叫“柏林”的混血年轻人。

晚上，他缩在客房的书桌前，就着一盏旧台灯学德语。

从“guten en”一路背到第三格变位，就算他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德语那套复杂的格位变化也让他头疼得要命。

借着白天找人的过程，他渐渐摸清了这座陌生城市的脉络。

比尔区是汉堡的中区之一，夹在易北河和阿尔斯特湖之间。

这里没有市中心那种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更多的是十九世纪留下的红砖仓库和窄巷。

从比尔区的码头乘一艘渡轮，沿着易北河往东走二十分钟，就能抵达汉堡市中心

——圣米歇尔教堂的绿色尖顶远远就能望见，象一根钉子钉在灰蓝色的天幕上。

不过，肖屿可没心情去市中心观光。

他的活动范围始终在比尔区，他走一遍就记住了从赫尔曼家到比尔大街咖啡馆的路线，但比尔区的石板路长得实在太象，同一个路口换个角度看就象另一条街。

他花了整整一天，才把这些相似的路牌和转角在脑子里扎下根，不再走岔。

第三天下午，他终于能不看地图走完整个比尔区的内核街道——面包房、花店、二手书店、邮局、诊所，以及那家他每天去坐一个小时的咖啡馆。

他去咖啡馆可不是为了喝咖啡。

那里的美式淡得象刷锅水，但暖气足，人流量大，坐在角落里能听到大半个街区的动静。

他听隔壁桌的老太太抱怨超市鸡蛋涨价，听吧台后的老板跟熟客聊汉堡港的货运罢工，竖起耳朵捕捉每一个可能吐出“柏林”两个字的声音。

可惜，他们嘴里的“柏林”，全是德国的首都。

几天下来，毫无线索。

但他隐约觉得，柏林一定出了麻烦，否则他的意识不会困在阿卡西中没有进展。

进入之前，王蔓给他看过柏林的脑电波数据。

正常人在阿卡西的记忆读取中，意识轨迹会经历三个阶段：进入、停留、退出。

可柏林的轨迹从进入后就再也没向外移动过，他一定被困在了某个节点上。

肖屿站在咖啡馆门口，脑子里开始重新梳理时间线。

2013年，柏林在做什么？

按照柏林的人生轨迹，柏林2014年才回国。但在那之前，他一直待在德国——而墨提斯的总部就在德国汉堡。

如果柏林还在墨提斯工作，去墨提斯应该能摸到他的影子。

肖屿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墨提斯”。

屏幕上跳出一个地址：汉堡市中心，布兰克内泽区，易北河沿岸的一栋写字楼。

导航规划了一条路线：先步行到比尔区码头，坐渡轮到对岸，再转s-bahn三站。

全程一个多小时，不算远。

第二天清晨，他决定去探探路。

他沿着比尔大街走到码头，清晨的港口很安静，几艘渡轮系在栈桥边，随着潮水轻轻晃荡。

售票窗口在候船厅一角，玻璃上贴着一张手写的价目表，德文，但数字能看懂。

他推门进去，走到窗口前。里面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德国女人，金发挽成髻，戴着老花镜，手里翻着一份报纸。

““e ticket nach haburg， bitte”（一张去汉堡的票。）肖屿用刚学了两天的德语挤出一句。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用带着浓重汉堡口音的英语问：“单程还是往返？”

“单程。”

“ei euro funfzig”。。

可问题从来不在票价上，而在口袋里。

肖屿把手伸进左右口袋：左边空的，右边摸出几枚硬币。

他把硬币掏出来，摊在掌心里：一枚两毛，一枚一毛，三枚五分。

拢共不到五毛钱。

这些还是当初赫尔曼借给他的那五十欧元里剩下的。

——几天下来，买地图、买面包、偶尔在咖啡馆坐一下午，零零散散地花得差不多了。。

往返交通、一顿午餐、可能的临时住宿拢共至少50欧。

连个零头都不够。

肖屿把硬币揣回口袋，推开候船厅的玻璃门。

十二月的风从易北河上灌过来，他把衣领竖起来，低声说了一句：“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回到家，赫尔曼正坐在轮椅上吃午餐。

“肖教授，过来吃点吧。”他招呼道。

“哦，好。”

黄油、硬面包、几个烤西红柿、几根烤辣椒。

这几天他的饮食皆是如此——简单、重复、谈不上好吃，但能填饱肚子。

咬下一口面包的时候，肖屿忽然怀念起沉城的烧烤、炒菜，甚至怀念张弛早上投喂的豆浆油条。

“找到你的朋友了吗？”赫尔曼问。

“还没有。”肖屿往面包上抹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