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员，仇满排满是汉人天职！”

“我也同意，”胡汉民则说，“但我需要补充一点，如果我们要革命，梁公所担心的西洋列强干涉不得不关注。所以革命需要克制，使之成为有秩序的革命，而不能像当年义和拳一般野蛮排外，我们要善守国际法，排满而不排外。只有这样，列强才可能保持局外中立，不会干涉革命。”

“汉民补充得很好！”章太炎说，“我们要达到让洋人局外中立的目的，自己必须足够文明开化，凡是清廷和列强所定的条约、债务都可以按照国际法承担下来。”

众人一致回道：“太炎先生所言极是。”

李谕喝了一口热茶，心想，他们的总体思想没什么大问题，不过细节上如何处理就是难事了，毕竟这些人一点权力都没有。

章太炎又说：“还有，梁公所提革命流血这点，我们如何反驳？”

汪兆铭胸有成竹地说：“革命自然要流血，就算英吉利国与日本国所谓‘和平革命’的国家，也免不了杀人流血。”

既然叫革命派，大家对这一点当然早就有了共识，宋教仁说：“就算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又何止百万？他梁启超怎么说？”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的论点，死于苛捐杂税之人更不可胜数。”

章太炎是这些人里笔力最好的，在纸上写道：“革命不免与杀人流血固然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

章太炎此时才问向李谕：“疏才兄弟，你认为我们所说可有纰漏？”

李谕放下茶杯：“小弟不才，不敢多言。但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诸君如何举行革命？兵从何处来，将从何处找？”

章太炎说：“此的确是关键之事，但我们所想是应先将理念捋清，将来才可继续考虑行动。”

李谕叹道：“希望不要重蹈当年戊戌之覆辙。”

次日，文章发出后，还没等大家缓口气，当天梁启超就又在《新民丛报》发表了关于君主立宪更合适的文章。

梁启超写道：

“中国之国情，必然不可施行共和政体，因为国人尚且民智未逮，没有做共和之国民的资格，更没有实行民主共和之条件。

“而如欲开民智，则需清廷当下推行教育之举措。

“中国如实行共和，必将造成阶级争夺，天下大乱。最终之结果，将是人民不得不将权力全都交由一人。

“所以，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

这一点上，章太炎等人回击得很快，而且非常直截了当：

“开民智，可以革命开明智，如此才可彻彻底底。如果寄希望于清政府，只能是缘木求鱼，一无所得！因清政府之所做，无一不是愚弄百姓。至于梁公所提之权力会集于一人，更是错误延伸，因为这并不是革命之路，反而是专制之路。”

两边针锋相对。

看得出，章太炎这边人多势众，论点更加全面且无懈可击。

而梁启超只能靠自己，但他的脑子转得却足够快，笔杆子一竖，就开始继续驳斥：

“诸位如果想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可曾想到过程会遇到何种阻力，这将不止来自清廷，更有各地土豪地主。如果煽动土地收归国有，将会煽动无数流氓、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等一众人荼毒一方。

“因此，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共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借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

梁启超的意思是想要把土地革命这种社会性质的革命与推翻满清这种政治革命区分开。

但明眼人看得出，此时梁启超的论点已经有些前后矛盾。

不过梁启超就是梁启超，又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引经论典，中西杂糅，把自己欧美之行时的所见所闻也都写了进去，总之几乎全都圆了回来。

章太炎他们不甘示弱，继续反击：

“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中国虽然不像欧美般贫富悬隔，但仍存在贫富之分，仍埋藏第二次革命的伏线。

“为使中国将来免受第二次革命之惨祸，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以防出现法国巴黎公社此种暴民革命。

“而社会革命的主要就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

“未来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将是富者愈富，贫者亦富！无有不平之阶级！……”

李谕这几天都在看报，两边争得不亦乐乎。

但实际上革命派很多论点至少此时看还是过于乐观了，有点理想化。

不过李谕当然清楚，革命派必须要足够理想化，不然就不是革命派了，这就是伟大之处。